倪宽——精通经学和历法

　　倪宽幼时聪明好学，但家中贫穷，上不起学。他就在当时的郡国学校伙房帮助做饭，以此求得学习的机会。他还时常被人家雇用做短工。每当下地干活的时候，他总是把经书挂在锄把上，休息时就认真诵读，细心研究。这就是至今为人们传颂的“带经而锄”的故事。由于他勤学好问，得到了西汉著名学者、今文《尚书》《欧阳学》的开创者欧阳生的身传亲授。后来又受业于孔子后裔、西汉经学博士孔安国。所以在经学、特别是《尚书》研究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被当时的郡国选诣为博士。

　　后来，倪宽通过答辩考试（即射策），做了掌握礼乐制度的“掌故”（官名）。不久，补为“廷尉文学卒史”（协助廷尉办理文字的官）。这时，张汤为廷尉，主管刑狱。张汤刑法残酷，素有酷吏之称，所用之人，都是些善于施用严法酷刑的人。倪宽为人温良清廉，擅长文学，不善于动武，所以，在廷尉府以不熟悉刑律为名，不被重用，被派到北地管理畜牧数年。由于他勤恳从事，牛羊大为蕃息。回廷尉府送回报材料（畜薄）时，正直廷尉府有疑案未决，几次奏报，均被汉武帝驳回。主办奏报的人甚为恐慌，不知如何是好。倪宽知道了，便为他重新写了奏章。写完后，读给大家听，都很佩服。有人将这件事告诉了张汤，张汤大为惊疑，便亲自召见倪宽谈话，非常惊奇他的才能。倪宽写的奏章送上去后，立刻得到汉武帝的批复。第二天，张汤见到汉武帝，汉武帝问：“这次的奏章不是一般俗吏所能写出来的，是谁的手笔？”张汤说：“是倪宽所写。”汉武帝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于是张汤提拔倪宽为奏谳（音yǎn）掾（音yuàn）（专门起草奏章的秘书官）。倪宽在廷尉府，说服张汤和廷尉府官吏，学习经学，按照《尚书》中《尧典》、《舜典》的教义来治理狱讼，成绩卓著，非常被张汤重用。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张汤做了御史大夫，推荐倪宽为侍御史，掌握纠察举荐官吏之权。汉武帝召见倪宽，让他讲论“经学”。倪宽引经据典，把《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讲得非常精辟、透彻。汉武帝大悦，提升他为中大夫，专管朝廷议论之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左内史，相当于后来的京兆尹，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倪宽在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措施奖励农业、缓刑罚，重新清理狱讼，选用仁厚之士，体察民情，做事讲究事实求是，不务虚名。因此，深得关中地区民众拥戴。关中地区，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倪宽了解到，郑国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宽首倡开凿六辅渠。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倪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为了做到避免纠纷、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顾，又制定和颁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很快使关中地区出现农业丰收，经济繁荣的局面。倪宽关心民间疾苦，收租税时，对一些丰歉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朝廷令左内史征收赋税。于是，大家户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汉武帝愈加惊奇倪宽的才能。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倪宽为御史大夫，跟从武帝东巡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倪宽主司封禅大典仪式。在此之前，梁国国相褚大精通五经，为五经博士时，倪宽为博士弟子，位在褚大之下。后御史大夫一职空缺，武帝召褚大入京。褚大自以为做御史大夫无疑。行至洛阳，听说倪宽做了御史大夫，心中不服，以为武帝用非其人。及至长安，与倪宽在武帝面前共议巡狩封禅之事，看到倪宽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无懈可击，方知武帝知人善任，倪宽才能确实胜过自己。

　　汉朝初年，方纲大纪都是初创。历法还是沿用秦朝颁定的历法，其朔晦月建、弦望满亏多有差错。元封六年，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建议汉武帝修改历法，“宜改正朔”。汉武帝乃接受建议，诏令倪宽主持修改历法事宜。倪宽召集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二十余人，又加上方士邓平、落下闳等人共同推算制定出了新的历法，即汉朝的《太初历》。该历法较秦朝颁行的颛顼历有了很大进步，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推定一回归年为365.3851539日，一月为29.4381日。颛顼历以十月（即建亥之月）为岁首。《太初历》以一月（正月，即建寅之月）为岁首。把二十四节气订入了历法。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十九年设置7个闰月。太初历即今天所说的夏历或农历。自西汉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实行，经过不断改进，被一直沿用下来。

　　倪宽做御史大夫在位八年，于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病逝，归葬原籍千乘（今山东广饶县）。他的著作有《倪宽》九篇，《倪宽赋》二篇，《封禅颂》等，均已遗失。

　　汉书文载

　　倪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以射策为掌故，功次，补廷尉文学卒史。

　　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懦于武，口弗能发明也。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儿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宽为掾，举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

　　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

　　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楫群元，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乡，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然享荐之义，不着于经，以为封禅告成，合祛于天地神祇，祗戒精专以接神明。总百官之职，各称事宜而为之节文。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君臣之所能列。令将举大事，优游数年，使群臣得人自尽，终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以顺成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既成，将用事，拜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臣闻三代改制，属象相因。间者圣统废绝，陛下发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声，幽赞圣意，神乐四合，各有方象，以丞嘉祀，为万世则，天下幸甚。将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发祉闿门，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肃邕永享。光辉充塞，天文粲然，见象日昭，报降符应。臣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觞。”

　　后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汉兴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诏宽与迁等共定汉《太初历》。语在《律历志》。

　　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儿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有所匡谏于上，官属易之。居位九岁，以官卒。

　　人物墓葬

　　倪宽墓位于广饶县乐安街道田王村南约500米，南与“冢头欧阳墓群”相望。该墓为砖石结构，现有封土高约3米，直径约40米，占地面积1200多平方米。过去墓地古木参天、景色幽静，旧志列为广饶八大景之一，有“倪冢秋烟”之喻。倪宽墓葬于1976年10月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