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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现代绘画史上伟人,游离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一切流派的牧歌作者。他也是时常秀恩爱晒妻子和眷恋故乡的性情之人。

        马克·夏加尔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的一个犹太人家庭。21岁时到圣彼得堡考中央高等工艺美术学校未取,入具有现代艺术倾向的莱昂·巴克斯特画室学习。

        23岁赴巴黎,在巴黎参加了立体主义画家的活动,并成为莫迪利亚尼、苏丁等巴黎派中的成员,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并融会了梵高、野兽派和立体派的艺术精髓。

        1914年大战爆发,他回到俄国应征入伍。1915年与贝拉结婚,这时他对悲惨现实有了新的认识。当俄国革命爆发时,被新政权主管意识形态的卢那察尔斯基任命为故乡的美术委员,这期间他积极地筹建创办美术学院和美术馆。他毕竟是位现代艺术观念的画家,不适应新政权又于1922年重返巴黎。在以后的战争和种族迫害的动乱年代里,夏加尔在作品中引进了悲剧的、社会的和宗教的素材。二次大战时迁居美国,当妻子去世后,他对过去的和更遥远时期的强烈回忆又贯穿了他的作品。大战结束后,夏加尔成为西方画坛一位活跃的艺术家并往返于世界各国从事创作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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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沉默属于我,她的眼睛属于我。我与她似曾相识,她了解我的童年,我的现在,我的未来;就好像她一直在注视着我,能洞察到我灵魂的最深处…我知道她就是我的真命天女,我的另一半……”(引自夏加尔著《我的一生》, 伦敦,2013年,第 77页)

        夏加尔对现代艺术的贡献是重要的,现代艺术理论家布雷东指出:从1911年起他的艺术便推翻了形似成分和规律的障碍。事实是,在新绘画的许多转折点上,人们都遇到了他的这一艺术,他看上去如此特别和经久不变,然而却以极其肯定的本能,服从于最流行的研究,并给予它们解决办法。

        有时候,金钱并不能使人更受欢迎。1985年,马克·夏加尔逝世,享年97岁。他一生都是郊区居民欣赏的才子。他在作品中展现的现代主义没有眼泪,不像立体主义中那样令人头疼,也不像抽象派中那样如同空中楼阁一般。对那些中产阶级的犹太人而言,马克·夏加尔为他们描绘了他们祖先生活的那个世界,马克·夏加尔具有那个失落而迷人的世界中诗人般的气质。到20世纪60年代,《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诞生标志着马克·夏加尔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普通大众中他的名声也达到顶峰。但长期以来,夏加尔在艺术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仅被当成一位平庸的现代派艺术家,盲目追求陈腐的煽情手法、矫揉造作和庸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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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马克·夏加尔的名声能够长存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圣弗朗西斯科举办的《马克·夏加尔生平作品回顾画展》充分刺激了观众的感官,提醒人们夏加尔最好的作品具有很大影响力,其中散发的艺术光芒并不会被其后期的大量作品所掩盖。夏加尔的作品中是否有过多平庸的成分?没错。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的作品能像任何一部勃纳尔的作品一样,让人十分愉悦,同时如同米罗作品中扭动的曲线一样,极富创造力。

        在他的一生中,故乡维捷布斯克一直至关重要。他的父母是讲意第绪语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徒。他们那个教派有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和宗教色彩,这一切均在其作品中充分体现。35岁时,夏加尔写下了那本可爱的但并非完全属实的自传《我的一生》。夏加尔用很大篇幅回忆父亲的房子,描写姐妹们的天真烂漫和叔父们的古怪,纳克用一辆颠簸的带篷小车运送牲畜,并会拉小提琴;赛西是位理发师,有着烫过的小胡子;在祖父家里,像晾衣服一样挂着牲畜的皮。这些古老绘画所展现的题材,经过不知多少次的搬移,终于孕育出他的艺术。他回忆起当时全家人用画画的帆布保护房间的木地板。“我的姐姐认为,”他说,“用油画布铺地板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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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加尔还有其他的想法。对他而言,作品中的情人必须能够飞翔,奶牛能在空中倒起来吊着,逻辑和重力都让位于狂想所带来的杂乱无章的美妙。在其作品中,他还创造了宁静的世界:人类和野兽共同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和谐体中,这样人性和兽性的混合正如奥维德的作品那样,奇怪而又让人熟悉。

        在20世纪90年代,超现实主义画派试图推举夏加尔为他们这个流派的先驱。夏加尔婉拒了。超现实主义画派以下意识、梦幻、本能为创作源泉,对此夏加尔并不赞同。他的艺术思想是艺术源于完整的自我、源于记忆、源于欲望。让世界在他的画笔下尽情地飞翔吧,他一直都是自己狂想的主人。

        夏加尔尤其擅长浪漫的狂想。他在作品中谈论最多的便是作为犹太人的生活之外的另一重大主题:爱情,特别是他对贝拉的爱情,他们于1915年结婚。贝拉死于1944年,6年后夏加尔创作了《红色天空的恋人》:一对恋人一同飞过天空,正如夏加尔和贝拉在许多其他油画中一样。那些飞翔在空中的一对对恋人是夏加尔对西方绘画界所做出的最可爱的贡献,是基督教中那些伟大的漂浮意象、耶稣升天和圣母升天的世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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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之行

        作为生活在笃信基督教的欧洲的一名犹太人,夏加尔注定是外来者。显然,他对生活在欧洲那些“主义”中从未感到舒适。1910年,马克·夏加尔带着一小笔奖学金来到巴黎,入住塞纳河左岸蒙巴纳斯大街上的“蜂房”公寓。此时的巴黎虽不能供给所有如他一样仰慕艺术而来的年轻人丰裕的食物和宽大的画室,却已沐浴过现代艺术的数轮洗礼,被“无法无天”的马奈、莫奈、雷诺阿、毕沙罗、修拉、塞尚、梵高、高更、阿波里纳尔、马蒂斯、毕加索搅扰过的这个世界虽有些疯狂,却已宽厚许多,因此也更加丰富多彩。

        初到巴黎的夏加尔并不只带了那一小笔奖学金,他还有一脑袋的梦想和满心的爱与感怀。那是在家乡,每当生活里的困苦驱使他爬到屋顶坐下,俯视自己出生、成长的那座小城时,思考生活馈赠于他的种种时,虽然孤独,他却发觉爱和童话般的诗意的存在。看着那片黑黑的土地和撒在上面的皑皑白雪,他发现自己爱它们;看着那些矮矮的木屋和有着十字架的教堂,他发现自己爱它们;看着那些小房子里生活的人们忙忙碌碌,还有院里闲步的公鸡、母鸡、山羊和挤奶的母牛们,他发现自己爱它们;还有纳什叔叔和他的小提琴,虽然他常喝得东倒西歪,琴声也随之飘摇,他发现自己爱他们。就是在那个屋顶上,夏加尔渐渐忘却生活的不公,心灵洋溢着越来越丰厚的爱和诗意以及希望,直至它们概括为一句话,即13岁的他对父母说出的:“我要当画家。”因此,心灵充溢爱的夏加尔来到巴黎时,没有陷入疯狂的时代涡流中,羞涩而内向的他在巴黎自由、开放的空气中隐居着,同时被澎湃汹涌的现代艺术表现的无忌的勇气和色彩惊喜着、鼓舞着。

        在这里,他是个异乡人,也是向巴黎涌来的30000画家中的一个。夏加尔害怕自己被淹没在众人之中。无数患有天才狂躁症的画家在绝望、在嚎叫、在吸毒、在自恋、在挣扎、在痛苦……夏加尔画着眼圈,像个戏子,带着口吃出现在蒙巴纳斯。他内心也许对自己有短暂的信心,却也难免在焦虑中陷入自我怀疑。那是一个如此疯狂的年代,蒙巴纳斯云集着未来的大师,来自俄罗斯的夏加尔显得如此孤独。他与各种流派保持距离,并非因为独立,而是因为胆怯,害怕嘲笑而受到伤害,宁肯一个人默默地关在摇摇欲坠的屋子里,光着身子作画。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不敢让阿波利奈尔看他的作品。好几次路过画商瓦拉德的门口,他也下不了进门的决心。

        夏加尔在巴黎的成名作是《祖国、驴及其它》,这幅奇异而美丽的绘画,充满俄罗斯大地的气息。那棵开花的树,孤单而纯洁。挤奶妇人的头颅飞了起来,据说是为了画面的平衡,丝毫不觉突兀,反而有种童稚的天真。这幅画仿佛是原生性的,自动生成更多的构成。每次重温这幅画,总会有新的感觉、新的发现。他想表达他对巴黎的谢意。来到巴黎3年后,他画了《从窗口见到的巴黎》那个让他第一眼就感到满心惊喜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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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之行

        1914年,夏加尔回到俄罗斯。原以为自己只会短暂停留,结果却因战争和革命的原因,被困于俄罗斯8年。前苏联任命他为维捷布斯克的艺术代表,曾到过人民艺术学校,当时该校聚集大量前苏联的先锋主义者。夏加尔认为艺术学校应包容各种各样的艺术流派,而马利维奇则对抽象主义创作手法情有独钟。后来马利维奇和他的追随者开创了至上主义和激进现代主义,占领了前苏联艺术阵地。由于对前苏联的情况失去信心,夏加尔于1922年离开那里。离开前他创作了一幅至今还保存在莫斯科的作品《犹太戏院的介绍》。这幅帆布油画是用来装饰莫斯科的拥有90个座位的国家犹太包厢剧院。它体现了夏加尔的艺术风格:故意展示混杂的美学观,作为背景的是源于至上主义的大量宽幅颜色,但仅仅是作为背景使用而已,衬托出来的则是那些并非抽象的杂技演员和牲畜。在油画的右下角,夏加尔签名的正上方,一个男人把尿直接撒在一只猪的眼睛里。这是对马利维奇的反击吗?一些学者是这么认为的。

        他怀着俄罗斯来到巴黎,又怀着巴黎回到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夏加尔被委任为艺术学校的主席。他的艺术并未得到理解,人们怀疑地问他:“为什么牛是绿色的?”“为何马会在天上飞?”夏加尔荒疏了绘画,全力以赴地投入学校工作,最后却发现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反对他。政府也对他的做法施加压力。夏加尔感到空前的幻灭。1922年,夏加尔回到法国。二战期间,他到美国避难。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夏加尔怀着悲悯的宗教情绪,在他的画布上反复出现耶稣的形象:他被遗弃在画面的一角,无人挂怀。天使在堕落,鱼长出恐怖的翅膀在天上飞,钟摆躁动不宁地歪向一边,拉比带着绝望的表情……里面有一种深刻的愤怒,虽然愤怒却又更其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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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让夏加尔激动的是印象派后期画家对调色的运用,正如高更或梵高在使用颜色时极富表现力和激情,他们并不在乎绿色的脸庞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是绿色。这一点改变了夏加尔的创作观念。在其作品中出现了整幅作品呈现鲜红色、深绿色或紫色的情况。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发现:“我描绘的事物是我从俄罗斯带来的。他们身上沾染了巴黎的气息。”

        正是夏加尔将犹太人的生活介绍到西方的主流艺术中。他通过回忆宣扬自己民族的辉煌,从而成为犹太世界的诗人,犹太小村庄里的惠特曼。但在他的一生中,基督教的意象也出现在作品中,如那些飞翔的恋人。他不断地回到耶稣受难的场景,但画中受难的耶稣仅仅是一个犹太人,他的腰部用一条犹太人祈祷用的蓝色方巾包了起来。

        但是,即使在痛苦场景占主导的情况下,夏加尔继续创作谈情说爱的场景。有时,他认为人在各方面都是野兽。1939年,他创作了《仲夏夜之梦》,画中一位妇女用它蓝色的扇子挡开一名欲火焚身、貌似山羊的家伙。夏加尔认为我们生来就具有兽性,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把身上的动物本能转化为了好的品质。

        夏加尔远离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流派,在充满爱情的回忆里追寻他的祖国和乡愁。他曾想当诗人,或乐手,最终却成了一名画家。他用7个指头找到了不同寻常的道路,他只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他在自传里写道,每次听到歌手唱起那句“新娘啊新娘,会有什么等着你”时,他就会哭泣,然后感到头颅漂了起来,到厨房去哭,那里藏着鱼。厨房是夏加尔的心爱之地,他喜欢在厨房作画,那里洋溢的熟悉的气息,令他感到温暖。

        夏加尔的家庭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底层家庭,父亲是鲱鱼搬运工,每天把鲱鱼的气味和糖果一起带回家。在夏加尔的眼里,父亲是一只同时点亮和熄灭的蜡烛。敏感而内向的夏加尔带着一种漫游的神态过着自己的内心生活,他喜欢坐在屋顶俯视这座城镇。坐在屋顶,离近处更近,离远处更远,银色的星星闯入天空。他坐在高处,惊喜地看着大火在全城蔓延,直到火花溅落他家的屋顶。虽然生活在底层,他的内心却带着一种超越生活的上升感,并为自己的敏感、孤独和幻想感到模糊的优越。这个孤独的孩子,当他穿行在维捷布斯克的人群当中,穿行在无数的姨妈和舅父之间时,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到底是什么,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过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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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加尔的绘画进入了原始的混沌,在那里,一切都具有自由的可能性,万物惟一,在无差别的美感中达到同一。在天上飞的马或者人,倒立或飞走的头颅,绿色的牛,躺在紫丁香花丛中的爱侣,过于瘦长的人形,7个手指拿着调色板的自画像,同时向左和向右的两幅面孔, 夏加尔的笔下只有沉降的爱,而没有具体的形。像他向上帝祈求的那样,他做到了与众不同。那些创立了某一流派的艺术大师是伟大的,夏加尔同样也是伟大的。他以他的7个手指触摸到世界的另一种真实。他使用的是一种无需解释、不言自明的世界语言。

        对于某些人而言,拥有一个梦想胜于实现这个梦想。当他拥有梦想时,这一梦想始终是忠实于他的。实现梦想却意味着各种可能性,也许就意味着梦想的离开。夏加尔生活在自己的梦想当中,让一切都在他的梦想里漂浮。虽然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他在巴黎藉藉无名。人们对他的最高评价是“优秀的色彩画家”,却不愿去理解他那贫困而忧郁的生活以及对俄罗斯黑色大地的复杂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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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加尔在音乐和文学方面同样具有极高的天赋,最后选择了绘画,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生活的偶然性,但大概最吸引他的一点就是这一命运的非现实性:维捷布斯克甚至不知画家为何物。漂浮的非现实性把夏加尔引向了未知的道路。13岁那年,他勇敢地告诉家人,他要当画家。也许在后人看来,夏加尔选择绘画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举,可对于当时的夏加尔,生活却充满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性;当每个人在无数种可能性当中或不加思索或反复思考地作出最后的抉择,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宿命。宿命意味着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意味着非此不可。

        在以后的生命中,他曾携了这两件珍贵的“行包”从巴黎出发回返故乡维捷布斯克,现实让他未及卸下行包又重新上路。接下来的20余年,他穿越在思想及现实的战争与和平之间,行经莫斯科、柏林和法国的巴黎与南方,游历过巴勒斯坦、叙利亚;他画布景、画插图、写自传、享受爱情。然而灾难总不散去,他避难来到美国。在这里,他远离故土后又失去了爱人(1944年贝拉因病毒感染而早早离世),他却不放爱情一同离去,使其在自己的画笔下继续,一如他最初离乡时将乡愁同时收藏心底和画笔下一般。不论生死,它们都是他无法割舍离弃的最珍贵的“行包”。

        烽火散尽,因着恋念,夏加尔重回他的艺术故乡―法国。或许他想回的还有那个有着圆顶方门的犹太教堂和纳什叔叔的小提琴,有着奶牛和毛眼眼的山羊,有着农人和圆滚滚的挤奶妇人的故乡吧!只是现实甚至不允许他靠近触摸它们一下,他只能怀着乡愁遥望、怀想、追忆。与之相较,那个让他一打开窗就感到惊喜的异乡——巴黎倒更容易亲近。他总记得,“在那些日子里,艺术的太阳只照耀巴黎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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